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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战争:中日两国历史命运错位之走向
2021-07-22 09:03:50
来源:文章来源于网络
  摘要:抗日战争把中国逼到了历史命运悖论的焦点上,有人持亡国论调,有人持速胜论调,中国共产党人则持持久战观点,并认为战争的最终胜利属于正义的中国人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不定因素之揣测。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卢沟桥战争使中日两国命运发生了巨大错位,百年民族“救国强种”和“强国”梦又一次触到历史拐点上。本组文章即立足于国际视野,从不同视角对抗日战争与中国命运的历史走向展开探讨。魏宏运认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荣维木认为,作为革命范式的重要补充,现代化范式是解读抗日战争的另一种重要视角,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但抗日战争又为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新的因素,政治民主的提出、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赢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共同汇集成开启中国新的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动力。李金铮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眼中的中国政权、官僚和社会的形象多是负面的,但外国记者对中共革命中以民为本的理念与实践则抱持相当的认同,这是西方中国形象史上的一个巨大变化。黄正林认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两大变化,即农业经济的自发性内生与内生中的“半工业化”转型,此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抗战时期是大后方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关键词:国际视野;抗日战争;历史命运;卢沟桥战争;现代化历程;中共形象;大后方农村经济发展年开始的卢沟桥战争,一直打了八年,到1945年结束。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不断沉沦的走向,由受害者成为战胜国,洗刷了百年外敌入侵的耻辱;战争也改变了日本的命运,由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一变而为战败国——受到国际法庭的正义审判。当前,日本安倍政权虽极力掩盖其战争罪行,但无非欲盖弥彰。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今天,站于新的历史起点,重温这一段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再次宣称要亡华
  卢沟桥战争开始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发出要征服中国之狂言,宣称:“今日日本唯一之途径,为痛击中国使之屈服而不再有主战之精神。兹据自中国战场上返回之军官所言,此次中日战争将属长期,大约将展至明春,或竟至明年之秋。日本为克服中国抵抗起见,已决定调动大军赴华,故已定退休之大将20 员现已奉令复职,而军队之力量今已增至二倍,后将增至三倍。并据目前之情状,山东及广州即将成为日本军用飞机之目的地。”
  日本侵略者幻想再像甲午战争那样,夺取中国台湾,还得到大量赔款;像“九一八事变”及肢解华北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大部分土地。根据日本关东军特务松室少将情报: “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大都原自保主义维护自身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此等个个孤立的小势力,其所关切者只此小集团之目前利益耳,当然虽抗帝国之攻击,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而获。日本内阁于7月18日所召开的五相会议,杀气腾腾,决定动员兵力,派兵侵华,可以一举而获大胜。”日本天皇裕仁批准了战争的爆发,还每日听取战争进行的状况。
  但是,日本这次的估计和判断完全与中日两国历史命运错位,致使日本走向了灭亡的不归之路。
  二、中国人民的抗日呼声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将中国推向生死存亡的抗战年代。南京政府每日都接到海内外华人拥护抗战、请缨杀敌的函电。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表时局宣言,主要为三点内容: 一是揭露了日本亡华的野心。“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抗战则生,妥协则亡,从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敌人的铁蹄已经践踏了北平,敌人的炮火已经毁坏了天津。我们北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事业,已经沦为敌人进一步灭亡我中华的新根据地了。敌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要灭亡我地大物博的中国,毁灭我几千年来光荣卓绝的古国文化。现在我们全国上下,都已认定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二是中国人民的团结坚如磐石。“在敌人猛烈侵略之前,我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上下一致的精神,也发挥的最为透彻,最为坚实。今日政府当局要抗敌救国,全国国民也要抗敌救国。政府当局已决心牺牲,全国国民也已决心成仁。政府与人民到今天已经是吻合无间,融为一体”。三是定能灭此朝食。“中华民族已将熔炼像一团白热的火球,他将把敌人一切无耻的阴谋和残酷的进攻烧个精光。”这些言论如实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心声。抗争的思想已成为全民议论之主题,各地均弥漫着抗战精神。从后方几个省份的抗战情景就可看出卢沟桥的烽火,实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烽火。据《申报》记者讲:“‘卢沟桥事变’刚爆发,一经当地报纸号外披露,辗转相传,不到多少时候,整个的昆明市便被悲愤激昂的空气笼罩了。第二天募捐劳军,自动贡献一日所得,加紧公务员及学生军训,焚烧抵制仇货。有的青年在街头演讲。滇商李恒升立即捐款百万元家产,李正堂输出三十万元,报效国家。”在成都,绅民自动在公园宣传,唤醒民众,督促政府,发动全民抗战。四川省主席刘湘表示: “今日华北情势,险达了极点,敌已全线动员,我亦决心抗战,川省虽在后方,各项准备工作万不可缓。总之四川所有人力、财力均可贡献于国家,军队必开赴前敌。民众在后方策应,内外一致,以期尽四川人应尽之责。义之所在,赴汤蹈火,所不敢辞。”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敌会、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救亡工作。一些地区组成了妇女救护队,幼童义勇队。例如,“康藏地区,当地土著,迫于爱国心的驱逐,关怀着战事的发展。一般青年壮丁,均自动奋起,组织义勇队,以备随时效忠国家。”同时,国民救亡歌咏协会成立后,教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到处都可以听得见高亢的歌声。募金扑灭汉奸,训练民众等等活动,都增加了抗战力量。
  在西安古城,以“西安事变”到卢沟桥战争开始这一段时间最活跃,被称为后方的前方,抗战气氛特别浓厚。西安几份著名报刊,如《解放日报》《西北文化日报》《文化周刊》《老百姓报》等一直宣称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抗战口号宣传单贴满全市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不绝于耳。笔者那时在西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音乐老师带领学生到南院门西京电台演唱《黄河大合唱》,班主任带领学生到西安南郊村落宣传抗战思想。西安剧团公演《保卫卢沟桥》。更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文化人士、教授、艺术家和青年学生及海外进步人士,都是获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北上延安抗日的。因为日军不断轰炸西安,家家店铺门前都有水缸和沙袋,马路中心挖了十余尺的防空洞。西安古城墙很厚,也改成防空避难所。西安接近前线,更显示了这座古老城市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
  上海华侨青年以敌寇深入,困难急迫,爱国情绪异常热烈,特组织华侨青年抗敌后缓会,以备从事战地各项实际工作,分向海外各地宣传,加紧华侨救国运动。上海艺术界人士发表声明:“此次暴日侵犯华北,举国痛愤。中央既具抗战决心,均产生有无中途妥协之严重表示,我民族存亡,系于此举,沪上艺术界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做政府后盾,共赴国难,以争取我民族之人格,保全我历史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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